在樱花国度留学的那些事(五)

信息来源:网络  发布时间:2009-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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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樱花国度留学的那些事(五)

在樱花国度留学的那些事——和日本人在一起

    新店长工作中经常丢三拉四,做三明治时,有时会忘放火腿,就不能称之为三明治。她的很多做法和大林太太有冲突,所以有人说他也时常和大林太太吵架。但他从不占店里的一点便宜,真的是爱店如家,当然,对这些临时工,也是要求很严,不允许吃店里的面包等东西。

    日本人很难相信外国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随时会出卖别人。外国人来说,在和日本人打交道,好像总被日本人愚弄,出卖。

    有一天,店长休息,那天晚上,我们做蛋糕的奶油不多了,奶油做出来也有好几天了,也该扔掉了。按道理应该将奶油扔掉,放奶油的盆洗干净。

    我觉得扔掉很可惜,就用面包做成了蛋糕,工作完后,和大家一起吃了。

    第二天,我刚上班,店长就严肃的对我说:“李,你昨天干什么了?”

    我觉得很奇怪,就说:“没干什么。”

    店长说:“你昨天是不是蛋糕和大家吃。”

    我觉得很奇怪,他知道的这么快,就承认了。

    接着,店长说:“我不在时,所有的事情都有人向我汇报。你应该在我在不在时都应该表现一样,这种表里不一的做法很不好……”

    过后,我问了前一天晚上和我一起上晚班的一个日本女孩,她承认是她告诉店长的。那天晚上,她丝毫不比别人少吃,可吃完后,第二天就告诉了店长,出卖别人。

    店里有一个半公开的秘密,有些日本小女孩每天工作完后,将冰淇淋带回家,我们上晚班的人都知道,这些事情她怎么不去给店长说,偏要找外国人的事。这就是日本人的一贯做法,他们不相信外国人,利用他们,再出卖他们,可恨的日本人。

    在日语学校,没有重要的考试,只要去学校就行了,学习很轻松。工作很不好找,很多男同学去工厂打夜工,整夜睡不成觉,上课时不少人睡觉;不少女生每天晚上做三陪小姐,几乎每个班都有几个这样的人,大家都知道这些人,她们好像也不忌讳,反而自豪地认为她们日语学的快,口语好。有些还是先来日的姐姐介绍后来的妹妹去做三陪小姐。生活所迫,个人有个人的办法,大家都能理解,再说别人的事情也无力去管。

    学生是越往上人越少,每次新学期开学后,就有几个人不知道什么原因就不来了,大家都知道很多人稍学一点日语,能够应付打工了,就不来上学了,不要签证了,继续留在日本,非法打工,赚够一笔钱后,就回国。

    我们班刚来时有十几个人,第二学期开学后就有三、四个人不来了,其中一个女的是大学的讲师,第一学期的最后,她就向班里的同学道别,说她要回国了。但大部分同学都不相信她真的会回国,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都是举债去日的,所以很难轻轻松松地说回国就回国的。但每个人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不知道下一个是谁。大家也都很忌讳谈自己的情况,大家有一种默契,不问彼此之间的隐私。

    到日本后,才感觉到日本不是天堂,更不是遍地黄金,每一块日币都是用汗水换来的,在这里生存更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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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学生的生活很艰难,日本人比留学生好不了多少。有时候,神户一家洗衣店的老板将客人忘的或不要的衣服洗干净,送到学校,让大家自己去挑,我见过几位年轻的女老师也从那些旧衣服中为自己或家人挑选合适的衣物。

    日语学校老师的工资很低,有些学生单位时间的工资比老师还高,但日本人有吃有喝有工作就觉得满足了,也没有太大的奢望和要求,不可理解。

    上课时,老师也不时告诉我们一些日本的怪事。有位老师告诉我们,数十年前,东京扩展时,很多郊区的农民一夜之间由于出卖自己的土地而暴富。这些人为了充实自己,改变无知的形象,装模作样地也要摆点斯文,要读点书。

    这些人以为买书就想买菜论斤论个买,还可以外卖,就打电话到书店,让书店的人送几斤书来。真是无知透顶。

    学校里打扫卫生的老太太,不管打扫哪间教室,总将吸尘器的电源插在楼道里一个固定的插座里,教室里也有很多插座可用,但她从不用别的,只用那一个,线拖的老长,大家觉得很奇怪。有一个台湾的临时工打扫教室时,用了其他的插座,那位老太太惊慌地告诉那个台湾人:“那样做很危险,我每次都用固定的插座。”日本人很认真,很仔细,当别人教那个老太太打扫学校时,就用了那个插座,所以她就牢牢记住实用的插座,以后每次都用那个插座。日本人的脑子很不开化,你教她,她还不信你,实在是没办法。

    日本这个国家,就像一个的暴发户,二战后突然暴发起来,不可一世,即没有正义,也没有责任,知识让人觉得粗俗和无知。

    中国人经常说自己是窝里斗的民族,所以总羡慕日本人的团结合作精神。有句话叫: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中国人是条虫;一个日本人是条虫,三个日本人是条龙。

    在日本呆过一段时间后,我发现日本人的窝里斗比我们更加激烈和更不择手段。但日本人胆小怕事,即使相互间斗的要死,再工作上也是丝毫不会马虎,所以掩盖了日本人的窝里斗特性,使我们觉得他们好像很团结。

    大林太太和店里所有的都合不来,所有的日本人都怕她,不喜欢她,背后说她的坏话。新店长年轻,也不喜欢大林太太,他也经常违背大林太太的旨意,这样他们之间的矛盾很大。

    新店长去了三个来月后,连着好几天,新店长都没来上班,店里好像很乱,什么都没人管。这种事情是从来都没有的,另外几个年轻的日本人也没来上班,我觉得很奇怪。但我不太懂日语,日本人背后议论别人时不太明白,只觉得有点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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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混乱状态又过了没几天,大林太太有一天就告诉我们说店长辞职了,我也就信以为真,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其他几个日本人也不来上班了。接着大家就传说店长被大林太太开除了,另外几个年轻的日本人早就不满大林太太,和年轻店长的关系又不错,同时辞职了。

    这些消息明朗后,台湾的一个小女孩突然打电话给大林太太,告诉大林太太她也要辞职了。店里的年轻人几乎全辞职了,这使得大林太太很孤立,大家都知道是由于她的苛刻逼走了很多人。

    一个晚上,我一个人正在厨房里正在洗碗,大林太太跑进来,对我说:“李,我现在不相信日本人,也不会依靠日本人的,我只靠你们外国人。”

    我就不相信她,但不知道怎么应付她,就随便支吾了一声。

    这时,她又对我说:“你去告诉大家,我待那个台湾姑娘很好,她不是我逼走的,而是她自己要辞职的。”

    原来是这样,她逼的别人没办法呆下去,最后还要让别人感谢她,语言已经很难描述像这样的日本人。

    一个星期内,年轻的日本人临时工只剩下了一位,她从高中毕业就开始在冰淇淋店工作,已干了四五年。另外,就剩下川上太太和其他两三个老太太,再加上我和其他两个中国人,小王和小郑。早晨没人做冰淇淋了,冰淇淋店没人做冰淇淋了。

    店长辞职后的一天,我在学校。下课休息时,学校老师来给我了张纸条。我看上面写着:李先生:早上9:30左右有个叫大林的女人让我转告你,请你尽快给他打电话。XXXX199 X年X月X日

    看了纸条后,我赶快给大林太太打了电话。

    大林太太接到电话后,声音沙哑地对我说:“李,放学后马上来上班,拜托你了。”

    我告诉她:“知道了。”

    这种事情以前从没有过,我猜到可能是没人做冰淇淋了,需要我赶快去做冰淇淋。放学后,吃完午饭,我就去上班了。

    我到了店里后,我不禁感到有点太惨了。喝茶的地方没客人,平时冰柜里放满了各种各样冰淇淋,可那天全是前一天剩下的,仅有数桶,每桶还不到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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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里只有三个老太太。大林太太见到我,说:“没有人替我们,我们没办法休息,大家都还没吃饭,厨房了很多事情也没人干,你来了我们就可以轮流休息了,现在冰淇淋没了,你赶快做冰淇淋。”

    我什么也不用说,打开机器开始做冰淇淋,干了一下午才将冰淇淋做好,做好后已经快下班了。这样显然不是个办法,每天早晨必须要有个固定的人来做冰淇淋。

    这天以后,另外一个叫松本的中年人每天早晨到冰淇淋店里做冰淇淋。松本先生原来就是这家店的店长,做冰淇淋做了十来年,他是台湾老板仅有的一位日本的正式员工。日本泡沫经济时期,台湾社长做了开展了很多业务,买瓷器、买茶叶等等,这些业务都需要有人经常出国出差。所以台湾经理让松本先生去帮忙搞贸易的贸易业务,松本先生就不到这里来了。

    现在由于白天没人做冰淇淋,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台湾社长搞的贸易赚钱的也不多,所以松本先生在公司里也不忙,但他和大林太太不合,加上年龄大了,也不想做冰淇淋了。那种情况,他不做早晨就没人做冰淇淋了,所以不得不做。

    这样,每天松本先生早晨来做冰淇淋,正好我上班前,他将冰淇淋做好,他去公司上班,我来冰淇淋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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